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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泽民:我是一个普通公民(2)

时间:2011-10-12 作者:未详 点击:0次

“江泽民大感欣慰,”沈永言说,“告诉我他会与我们原来的俄罗斯顾问联系,再要一份俄文原稿。”江泽民在一个月内就拿到那本书,并寄给了沈永言。

“请帮我把手稿校对和编辑一下,”江泽民恳求沈永言,“这本书对我很重要。”

“我了解他所说的话,”沈永言深思道,“除了退休后在学术界的个人计划,这本书的出版也将了却多年前江泽民对他的俄罗斯导师许下的承诺。”

正当江泽民忙于为离开政界后的生活制定计划时,一场政治地震撼动了所有人的未来。

“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,”沈永言说,“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:我亲爱的朋友,江泽民,成了党的总书记。‘好吧,’我想,‘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。’”

四五天后,江泽民给沈永言打了电话。“永言,”他说,“你得接着搞那本书啊。”

“泽民,你已经是总书记了,”沈永言以怀疑的口吻回答说,“你还需要这本旧书做什么?”

“我们必须善始善终,”江泽民回答,“虽然这位苏联老先生已经去世了,我却必须履行我的诺言。”

从那以后,江泽民会时不时地打电话给老朋友询问那本书的进展情况。书最终在1990年出版了,它的出版花了30年,江泽民遵守了诺言。第二年,他首次作为总书记出访苏联。恩师已经去世,江泽民专门送了一本给他的家人,并把有限的稿费捐赠给了上海儿童基金会。

“我是北京的,我姓江”

1995年6月,江泽民偕夫人王冶坪前往吉林省视察工作,见到了老朋友沈永言。沈永言也看到,对于江泽民的家庭来说,高层的生活并不轻松。王冶坪向沈永言坦言,他们家根本不像个家,丈夫总是开会或者参加各种活动,常常很晚才回来。她能感觉到丈夫没完没了的工作压力,有时候看到丈夫办公室里的文件摊得到处都是。

在公开场合露面始终让王冶坪为难,常年的颈椎病使她稍微动弹一下就浑身疼痛。沈永言私下里对江泽民说:“你和妻子出国访问的时候,好像总是抓着她的胳膊拽着她走。在电视上,这样看起来有点别扭……”江泽民无奈地回答:“我怎么办?要是我不扶着她,她就走不动。”

1994年,王冶坪随同江泽民出访法国。在一次国宴上,她自始至终都忍受着剧痛。她对沈永言说以后要尽量避免出国,而且再也不想参加宴会了,除非礼节上要求她非出席不可,她甘愿担负起必需的责任。沈永言感慨地说:“她变得那么坚强,真是不容易。”

在江泽民的一生中,他都会找时间跟老友和老师们叙旧。沈永言说:“他一般是在晚上10点半以后给我打电话,他给我打电话是为了放松、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,从困扰他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。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,一般聊上二三十分钟,仅此而已……”有时江泽民在白天给沈永言打电话,工作人员就会听到从他们各自的办公室内传出的笑声。如果沈永言的秘书问是哪位打来的电话,江泽民就回答:“我是北京的,我姓江。”

江泽民所喜欢的一位教授是顾毓,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,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机工程学博士,也是中国最为卓越的院士之一。1997年10月,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,江泽民让人捎话说他想见顾教授(顾毓已移民到美国,定居费城)。此时,顾毓已是95岁高龄,他立即准备前往华盛顿或纽约去见他的得意门生。江泽民却坚持亲自前往费城,以示他对恩师的尊重。

1993年,另一名教授去世,江泽民当时正准备在两天后去看望他。“我今天起得很早,就是为了来向我的老师们致敬,”江泽民在交通大学悲痛地说道,“不幸的是,沈尚贤教授刚刚逝世……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伟大的传统:那就是不管你的职务或地位如何,你都应该永远尊重你的老师。如果我们全国上下所有人都能够保持这个光荣传统,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,我们的祖国必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”